追踪了几份议案提案的酝酿过程，涉及西部省份争取区域发展政策、医药行业合纵连横，民营油企通过商会发出诉求之声。在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各方对于议案提案的精心准备，犹如一场紧张精彩而又意味深长的“前传”。
当代表委员们怀揣建言踏上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那宽阔的台阶，千万颗充满期待的心都在随着他们的脚步砰然跳动。
“西三角”构想
省委书记批示说，这一建议作为长期战略构想，可先通过政协和民主党派中央向中央反映，以待条件成熟时能够纳入国家规划
从青海来到北京的张周平信心十足。
和一年前参加全国两会时一样，他手里有一份区域发展提案，一样有地方省级领导的支持，一样期望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
在2010年3月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青海省委主委、青海省政协副秘书长张周平提交了《关于规划建设兰州西宁经济区的建议》，即后来被称为“西三角”的区域发展规划。
当年7月，第二轮西部大开发战略落子，中央同意建立兰州、西宁、格尔木经济区，并要求以重要经济区为发展引擎，提高西部大开发的综合效益。
“‘兰西格’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我非常高兴。这个建议实现以后，作为参政议政的一员，我也增加了信心，就想到了更大范围的黄河上游经济带。”张周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黄河上游经济带包括黄河上游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较快、经济基础较为雄厚的青海东、西部地区，甘肃中部地区，宁夏中北部地区。
从2008年开始，区域发展就成为全国两会的重要话题，其背景是国家性区域经济规划连番出台。根据记者粗略统计，2009年以来有超过25个区域性规划及类似计划得到国务院批复。这些区域规划或由一省自发，或覆盖数省，虽然名称各异，类型不同，但一般由地方发动、再进入相关国家部委的规划，最终纳入国家布局。
而随着2010年“十二五”规划最后定调以及2011年“十二五”开局，区域规划能否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关系着地方未来5年的发展前景。
“全国的发展形势就是搞区域经济，各种经济区、经济带。”张周平认为，全国“两会”为地方提供了这样一个公开竞争的平台。
而他自己，再次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瞄准国家战略
按照张周平的说法，“西三角”运作了9个月。
其实最早的“西三角”并非指青海、甘肃和宁夏三地。早在2004年，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学者刘斌夫在其著作《中国城市走向》中就提到“西三角”这个概念。他设想，以西部三个中心城市成都、重庆、西安为支撑点，形成连接大西部南北的经济合作区域，并预言那里将成为中国西部的经济重心。
张周平说，他自己的“西三角”则在2008年底开始孕育。当时基于宁夏经济条件好的现实情况，首先提出了兰州和西宁的共同发展。2009年6月，张周平与青海省委党校有关专家座谈时，首先提出了《规划建设兰州西宁经济区》课题。
“兰宁经济区”指兰青铁路沿线地带。作为经济区中心地带的西宁、兰州之间的青海海东地区，自2004年至2008年连续五年工业经济保持20%以上的增长率，自然成为西部经济快速发展的榜样。
这一设想立即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热烈支持。随后的3个月里，张周平等人奔赴海东地区以及青海、甘肃的其他相关地区进行调研。
“有些对宏观经济不太了解的地方领导就不是太欢迎，有人担心经济区建立不起来，有些人担心作为两个资源省份，建立经济区是赔本赚吆喝。但绝大多数地方都非常支持。”张周平回忆说，特别是海东地区的一位常务副书记十分高兴，认为这将对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机会和潜力，特意陪同调研人员吃饭，共同商量。
当年12月，在张周平的主持下，专家学者们很快完成调研报告《关于规划建设兰州西宁经济区的建议》，并通过农工党青海省委上报到中共青海省委，“选择这个时间也是有讲究的，就是想赶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制定之前提出来，能搭上国家战略的机遇。”
不久就是青海省两会，张周平进行了主题发言，“这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宣传，当时也接受了很多新闻媒体的采访。”发言结束后，旁边就有人告诉他，肯定会成为热点提案。
提案在当地电视新闻中播放后，张周平正读高中的女儿到肯德基吃饭时，听见周围人谈论西宁兰州经济区一事，就跑过去跟人家说提案者就是她爸爸，“她非常得意，也很关心这些事情，现在我有什么想法都会跟她沟通。”
“西三角”很热闹
2010年初，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对调研报告进行批示，称这一建议作为长期战略构想，可先通过政协和民主党派中央向中央反映，以待条件成熟时能够纳入国家规划。“近期我们一要积极研究推动以西宁为中心的城镇集群建设和发展。二是主动积极加强与甘肃省的沟通联系，增进合作意愿，尤其是在当前一些重大项目上双方加强配合，找时间我们去一趟兰州。”
彼时，强卫自北京调任青海已将近3年。他到青海后，曾经提过“四区两带一线”的规划，将青海分为三江源地区、柴达木地区、青海湖地区以及东部地区。
“柴达木循环经济实验区、三江源以及青海湖生态保护区都先后上升到国家战略，而人口最多的东部地区却没有同步进入国家战略。”张周平说，如何让东部地区进入国家层面的规划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工作。
当年的青海两会后，张周平的提案被青海省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和主席一号督办提案。
接下来3月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张周平也提交了相关提案。
提案在两会之前的农工党中央全委会上得到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在向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陈宗兴当面汇报时，陈宗兴提出将银川也纳入经济区内，并要求他回去进行更加充分的调研，“这样经济总量更大，而且地方文化氛围相似。”这样，“西三角”彻底成型。
继而，甘肃省政协负责人将该提案也报送甘肃省委书记陆浩。陆浩批示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兰宁经济区的建设如能纳入国家重点支持的区域发展规划，给予政策倾斜，将对甘、青两省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对青海省的同志提出的这一建议我们应积极回应。”
于是，青海省委政策研究室、省社科院等部门纷纷参与进来。
不过，提出“西三角”的也并非只此一家。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的黄奇帆就提交了关于成都、重庆、西安“西三角”经济圈发展的提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对此曾表示：“胡总书记要求重庆建成西部重要的增长极，但单靠重庆总量不足，势单力微，希望延续国务院提出的成渝经济区概念，在西部打造一个三角经济区。”这番话，进一步道出重庆打造“西三角”的期待。
2010年全国两会，重庆、陕西等地的代表、委员也纷纷提及这一设想，并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其势头甚至大大超过兰西银经济区。
张周平则认为，这一“大西三角”加上兰西银经济区更为合适：因为重庆和成都均地处西南，北边的西安经济区则在地理位置上明显偏东，“中国大陆版图的中心位置在青海的民和县和甘肃的海石湾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西三角不能没有兰西银的位置。”
最后，农工民主党中央也提出建议，将西部以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兰银城市群构成的“大西三角”上升为国家战略。
自治区书记的批示
2010年全国两会结束后，关于“西三角”的提案转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5月我就接到国家发改委工作人员的电话沟通，称完全支持我们的提案，并建议将格尔木替代银川放进去进行发展。”张周平说，对方还提到，准备将他的提议列入国家发改委的调研项目，并表示等调研结束以后，将可能纳入西部大开发第二轮规划或者“十二五”规划，“具体将根据调研的情况，看能放到哪边去就放到哪边去。”
据了解，由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牵头的“十二五”区域规划在2010年夏季前结束了基层调研。而根据中央领导的意见，中西部地区的区域规划被纳入优先考虑之列。
其中，主要包括广西“西江黄金水道”、河南“中原经济区”以及内蒙古等地的计划。即使在西北五省区中，新疆、陕西也有自己的区域设想。种种竞争之中，兰西格经济区至少在提出时间上并不占优势。
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发言中提到：“支持呼和浩特、包头、银川，新疆天山北坡，兰州、西宁、格尔木，陕甘宁等经济区发展。”
至此，“西三角”尘埃落定。“作为参政议政的一员，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张周平说，通过相关各省政协以及相关人员的努力，兰西格经济区最终被中央采纳，对实现黄河上游经济带的目标奠定了进一步的基础。
“第一阶段提出的范围后来觉得有点小，如果把银川也拉进来，兰西格，以及呼和浩特、包头、银川和陕甘宁，就能形成黄河上游经济带。”他信心十足地说，“西北的东部面积不小，但在国家层面上不太重要。怎么让它上升到国家战略，单枪匹马肯定不行。我们想要跟银川结合起来，让整个区域都上升到国家战略，这样青海四区就都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
兰西格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一些原来不太看好它的地方官员也开始转变态度，认为黄河上游经济区肯定蕴藏着更大的潜力和机会，再下去调研就得到地方更普遍的热情欢迎。
2010年7月，新一轮调研启动，“这时候整个规划就由青海省政协主席白玛牵头，青海省政协跟青海省农工民主党委组成联合调研组。”张周平说，有了在当地德高望重的白玛主席的牵头，这个规划的工作往下更加顺利。
“白玛主席来宁夏调研的时候，自治区陈建国书记刚从北京开会回来，还是见面接待，我们也很看好这个项目。”宁夏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兴华觉得，今年两会的这个提案，肯定可以帮助黄河上游经济带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很快，调研结果《关于规划建设黄河上游经济带的调研报告(初稿)》得到陈建国的批示：这是推进黄河上游三省区合作的积极尝试，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际举措，我们要积极响应。“请自治区政协积极参与有关调研和会商，争取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得到各地负责人的支持后，甘肃、青海以及宁夏三省区政协的热情更加高涨。目前，整体调研报告已上报全国政协。
经过几个月的奔波调研，张周平现在已经集中精神准备即将开幕的全国两会。“我今年的提案主要讨论黄河上游经济带，希望能搞一个多民族的经济区。”张周平说，“大西三角”经济圈，将成为国家第二轮西部大开发的新引擎，对于加快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而在那些从各个西部省区飞往北京的航班上，来自不同地方的代表、委员们也会带来自己的梦想。黄河上游经济带能否最终胜出？
医改背景下的别样座谈
近60名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出席，邀请方是20个行业协会
郭云沛今年打算邀请国家部委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旁听来自医药界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座谈。
刚刚拟好的邀请函上，写着受邀部门的名字，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卫生部、人保部、药监局等一一在列。
“我们想请他们派人来听听座谈。”郭云沛说。不过，在全国两会期间办这样一场座谈，更能吸引官员们出现：近60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出席，邀请方是20家行业协会。医改大背景下，这样一个座谈的关注度可想而知。
邀请座谈的目的主要是“大家畅所欲言，推心置腹地敞开说事情，这对于解决问题是件好事。”郭云沛说，此外，就是对一些医药界代表、委员拟提的议案、提案进行交流，吸纳有价值的建议，形成更多的共识。
“今年，我们的调研筹备工作已持续半年多了。”虽然本人并非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但身为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副会长的郭云沛，最近两年都要为医药界在全国两会上的议案、提案奔波几个月。
2009年3月、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已连续两次邀请医药界代表委员座谈。
2011年座谈的核心议题是“提高药品质量，加强安全用药”。在这个大议题之下将会讨论多个细分的话题，包括更专业的问题，比如新版GMP等。
酝酿20年的座谈
2011年，作为发起邀请的单位已经从最初的十几个行业协会增加到20个，基本上囊括了医药行业各相关学会、协会。沟通起来也会有更多的周折。谈话中，郭云沛接到一个协会秘书长的电话，半晌却插不上话，许久才抓到机会解释。
“这是‘九龙治水’所必然导致的，尽管今年这20个协会就已经开了两次协调会，但是组织过程中仍然还有分歧和误会，需要沟通。”电话结束后，郭云沛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邀请出席全国两会的医药界代表、委员集中座谈，这个想法来自于20多年前。
其时，郭云沛还是《中国医药报》的记者。“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十二药厂的孙庭芳先生和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方廷玉教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郭云沛回忆说，“他俩是医药圈里提交议案、提案最多的，每年如此。”
但行业的声音依然不能充分地在两会上得到表达。同一行业内的代表、委员会提出相互冲突的议案、提案。他们虽然也有交流，但由于种种原因，交流常限于很小的圈子。
孙庭芳在接受郭云沛采访时有感而发：“如果能将行业内的代表、委员邀请到一起，大家讨论，集思广益，效果应该更明显。”
于是，1988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医药报》在前门饭店组织了一次医药行业代表委员聚会，“作为行业报纸，我认为应该让他们体会到回娘家一样的感受。”郭云沛说。
20年里，医药界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也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1988年至1998年的核心话题是，如何打破行业多头管理的局面。当时药品管理部门很多：卫生部、商务部、核工业部 医药界的代表、委员每年都要就此向大会提交议案、提案，最终促成了2003年成立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监局的成立也许也有我们的功劳。但无论有没有，我们都很有成就感，虽然我们仅仅只是起到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郭云沛说。
一拍即合
2008年是实行改革开放30个年头。已是《中国医药报》副总编辑的郭云沛邀请了30多家媒体的记者到全国70多个医药企业进行实地采访、调研。
此时，深化医改的大幕即将拉开。面对这次即将到来的利益大重组、大博弈，郭云沛感觉，行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也需要梳理、认识，从而解决许多发展中的挑战。“包括企业发展过程中很多现实困难、瓶颈问题，当然也有国家政策之间不协调不兼容的问题。”
当时的另一个背景是，在全国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的声音背后都有群体的影子，房地产业有之，民营企业家有之，卫生界亦有之。
“这些代表委员应该为行业发展、共同利益去鼓与呼，去呼吁政府部门关注。”调研结束后，郭云沛与一些行业组织的负责人谈及此事，一拍即合，商定筹备这个座谈。“国家有明文规定政府部门在两会期间不能主办类似的会议，企业更不适合召集，那正好由我们来邀请。”
郭云沛将所有医药界代表、委员的名字列表，“发现其中90%我都认识，剩下的也都可以很快联系上。我们就一个一个打电话向代表委员们沟通。”郭云沛说，“现在想想，座谈之所以能顺利地组织起来，最主要的还是这些代表、委员有较为强烈的需求和意愿。”
司长来湖南汇报
2009年第一次座谈，交流的是关于改革现有医疗保险体制的意见和看法，相关建议由全国人大代表、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提交大会，参加座谈的代表、委员几乎都签了名。
在谢子龙2009年的《议案或建议答复统计表》上，本刊记者看到，谢子龙提交的《关于改革现有医疗保险体制的建议》，指定答复部门是“人保部”。
但是，谢子龙对于人保部《对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第2616号建议的答复》签署了“否”。
谢子龙对《望东方周刊》说，“这件事情处理起来涉及包括人保部在内的多个政府部门，由于体制改革短期内的确无法解决。”人保部医保司司长后来专门到湖南与他进行沟通解释，并给出更详细解决方案。谢子龙这才表示满意。
“商务部的回复更多更快。商务部对有关药品流通的建议多次通过电话、邮件沟通。”谢子龙告诉本刊记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一位副局长也曾到湖南，就2010年两会上提交的《关于修改 药品管理法 的议案》作出回复，并进一步征求意见。”
对于这样的座谈，他觉得有意义。
今年的座谈增加了一项内容，20家行业协会组织向与会的两会代表委员专门汇报医药行业在2010年的发展情况及分析面临的问题。其目的也是协助代表委员了解行业状况，从而更好地提出议案、提案。
“现在大家关心的话题更多更细，存在差异。要求同存异，使与会者在交流之后尽可能地将主要议题归纳出来。”他说。
郭云沛一再强调，代表、委员是站在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之上思考问题的，不为小团体利益说话。行业发展与百姓受益可以达到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
“我们邀请座谈既不代表具体的某一家企业、不代表小集团小集体，也不代表政府各职能部门，更不允许代表个人私利。我们希望的是促使整个行业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老百姓。”郭云沛一字一句地说。
专为民营油企说话的提案
这种团体提案的影响力更大、受重视程度更高。全国政协每年还对各商会的有关人员进行提案撰写的专门培训
今年，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筹备的两会提案仍针对“油荒”。
“我们本来准备了两份提案，由于有一些数据掌握得不够全面，可能最后只能提交一份。”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秘书长马莉满怀遗憾。
这是一份关系行业生死存亡的提案，“由于民营油企无法得到供应，不少企业因此倒闭。”马莉解释说。
和往年一样，它将通过全国工商联提交全国两会。民营油企的负责人们则在中国各地静静地关注着表达自己诉求的声音。
提案来自研讨会和问卷调查
每年全国两会将近的日子，都是马莉一年里最忙碌的时候。
作为石油业商会的专职秘书长，她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沟通上下，最终形成本行业的全国政协提案。石油业商会从2004年成立后，已连续6年在全国两会期间通过全国工商联提交了9份提案。
其实忙碌从前一年的夏天就开始了。2010年6月，商会就着手准备提案选题，“除了研讨会以外，还要实地对民营油企做大量调查。”
2010 年，商会召开了3次以上的研讨会，就行业发生的问题进行研究。马莉说，这样的研讨会并非专为两会提案召开，但却是提案选题和内容的主要来源。
大规模的研讨会大概有四五十人参加，小规模的也有一二十人。除了专家，大部分是各地主要民营油企的代表。
“企业很希望召开这种研讨会，并希望就此了解全行业的发展情况，在会上也都积极发表意见。”当然，会议也邀请国家相关部门官员参加。商会也会应相关部门的要求召开研讨会，“国家相关部门领导的参会给予我们工作很大的支持，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
商会副秘书长林凌对本刊记者说：“在确定选题之前，商会会在会员企业中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企业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将其集中，确定最重要的议题，着重准备。”
林凌说，商会在收集企业意见的过程中发现，虽然每个企业面临的具体困难不同，所反映的现象也不一样，但是阻碍民营石油企业发展的最根本症结还是油源问题。
石油业商会2011年的提案，将围绕着丰富石油供应渠道、建立多元化经营主体的市场环境、保障石油市场的完整性、统一性、稳定性等问题展开。
2011年的商会提案一直到2010年11月才完成初稿。马莉说，最后动笔写提案的那些日子，做梦都和提案有关。
“全国工商联是我们的上级部门，工商联所属的28个行业商会都会准备提案，全国工商联研究室挑选出老百姓关心的、行业问题比较突出的提案，作为团体提案上报。”这种团体提案的影响力更大、受重视程度更高。全国政协每年还对各商会的有关人员进行提案撰写的专门培训。
从2010年6月到现在，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和商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和沟通。
林凌说：“工商联研究室在提案的撰写方面比我们更有经验。我们提供基础资料，经过行业、企业专家的分析，由全国工商联站在更高的角度全盘考虑。”
“缺粮”的民营油企
马莉说，在民营企业里，企业和政府沟通最直接的渠道就是商会。商会是广大民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虽然会员众多，但是每年为企业奔走，撰写提案、组织研讨会，主要靠商会秘书处。
在全国两会上，除了石油业商会筹备的提案以外，民营油企鲜少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个经常受到关注的“出口”，是另一大民营油企组织的负责人、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会长赵友山，他连续在全国两会上就相关问题建言，被称为“民营油企代言人”。
其实在2006年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成立前，赵友山曾是石油业商会的“二把手”。
当时的媒体报道说，分开的主要原因是解决民营油企的思路不一样。石油业商会当时的负责人希望通过拓展海外油源解决民营油企的原料问题，赵友山等则希望通过影响政府，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控制上游的大型企业谈判。
如今，两大民营油企组织基本没有工作往来，沟通较少。
2006年，全国石油批发企业已超过7000家，其中民营等社会批发企业占33.4%；加油站4万多个，民营加油站占56.3%，民营石油企业每年上缴利税达到600多亿元。
如此庞大的群体从1999年开始受到制约。当年，国家经贸委作出《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文件规定，国内各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要全部交由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的批发企业经营，其他企业不得批发经营，各炼油厂一律不得自销。
林凌说，“从90年代末起，民营油企就一再往后退，现在已经退到边缘了。目前的情况是，给了我们生的权利，没有给我们活的权利，就像给了布票，但就是买不着布。”
根据石油业商会掌握的情况和数据，绝大多数地方炼厂开工率普遍不到50%，装置闲置严重。大部分地方炼厂不得不进口燃料油作为加工成品油的原料，许多企业亏损或倒闭。
而根据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的调研结果显示，1998年全国有3340家民营油企批发企业，至2008年仅剩663家。
安抚与交锋
竭力打破上游限制的民营油企与国有石油巨头终于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遭遇，围绕着原油进口和使用管制问题展开了辩论。
当时，全国工商联在提交全国政协的提案中建议，允许部分非国营贸易的进口原油自由流通，允许合规的地方炼油企业进口自用原油。
彼时，国务院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新36条细则”呼之欲出。由石油业商会筹备的这份提案与之呼应，引起了极大关注。
另有200多家民营油企在两会期间上书有关部委，希望借国家建石油储备体系的机会，将民营油库纳入国家石油储备体系。
这一想法也是石油业商会和赵友山连续多年提案的主要内容，其意是借此解决油源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金陵石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大福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应继续坚持现有的原油贸易管制政策，确保国家石油安全；若放开进口原油管制，难免重蹈铁矿石进口的覆辙。
进而言之，若放开进口原油管制，将会影响进口成本和国家形象，使原油的安全稳定供应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
虽然受到激烈反击，但2010年民营油企还是有所收获。
2009年石油业商会提交的《关于藏油于民，完善国家石油储备体系的提案》得到了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批示。2010年，终于有民营油企进入国家石油储备体系。
马莉觉得，国家相关部门对他们的提案是越来越重视了。从最初公文式的回复，到现在商务部、能源局以及国家石油储备中心会对提案内容有针对性地回复，“让我们深受鼓励”。
她回忆说：“去年上半年我们收到通知，让我们组织有条件的企业来报名，这是中国首次允许民营油企参与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的招标，我们看到通知非常激动。”
即便如此，马莉坦言，到今天为止，民营油企的生存境况改善并不多，以致商会经常要到各地去充当“救火队员”，帮助解决问题。
林凌则认为，“新36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这个垄断行业，但是需要尽快出台实施细则。
“‘新36条’表明了国家鼓励、支持民间资本进入石油行业的态度，民营油企需要做好准备。不过支持进入，更要创造条件。”她说。
赵友山之前接受采访时也曾坦承，费尽千辛万苦获得国家战略石油储备资格投标后才了解到，民营油企只能取得国家支付的使用油库租金，但不能动油库内的原油，这无法解决民营油企的油源问题。他说，自己也是最后才发现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马莉认为“新36条”的颁布对于民营油企来之不易。“这两年民营油企的意见和情绪，我们都通过正常合理的渠道反映上去。”
马莉还在对两会提案做最后的修改，今年的全国两会，能否给她和民营石油企业带来新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