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行业不能自拔头发离开地面，只有政治家的智慧、勇气和担当才能组织和领导中国必需的能源革命
BP公司新近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煤炭使用量和碳排放之间是再清楚不过的正相关关系。
2012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仅增长1.8%，远低于过去十年2.6%的平均增速。石油消费增幅连续13年下降，增幅仅为0.9%；天然气消费增长2.2%，低于2.7%的历史平均水平，但仍延续增长势头；煤炭消费虽低于过去十年4.4%的平均水平，仍增长了2.5%。而全球煤炭消费的净增量仍全部来自于中国，增幅高达6.1%，中国的煤炭消费量首次超过全球消费总量的一半。美国页岩气革命使得天然气在价格上具备了挑战煤炭的可能，去年美国煤炭消费量下降了11.9%。总体而言，中国以外区域的煤炭消费增量都在减缓。
BP统计报告指出，2012年全球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估计增加1.9%（7.23亿吨二氧化碳），而最大增长毫无疑问来自中国（5.48亿吨，增长6%）和印度（1.22亿吨，增长6.9%）；日本为应对核能缺口而做出能源结构调整，因此排放量出现大幅增长（0.92亿吨，增长6.7%）；美国加大天然气消费，实现减排1.6亿吨；欧盟则减少了气电、增加了煤电，结果增排0.21亿吨。中国一国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排放总增量的75.8%，由此又一次彰显了大国地位——没有中国的努力，世界减排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去年中国约消费了占全球总消费量一半的煤炭，其中超一半用于发电。有报道称，仅神华公司就提供了全国能源消费的12%，这一比例相当于所有国内石油天然气产量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煤炭仍是能源行业的老大。
煤电厂单位发电量的碳排放大致是现在石化天然气发电厂的2倍，美国实现大幅度减排的主要原因是气电对煤电的替代，得益于页岩气革命大幅推低了天然气的价格。而多余的煤炭产能进而拉低了煤炭的出口价格，促进了美国煤炭向欧洲和亚洲的出口。而亚洲和欧洲的高气价反而促进了增加煤炭的消费。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价格永远是最重要、最敏感的因素。一般而言，不论是发电还是化工产业，以气代煤的减排效果最为显著，而价格在替代的过程中有着强烈的催化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价格催化能轻易地跨越国界。在中国，能源供给安全不仅仅有价格和“买的起”的考量，更有诸如“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等非经济因素的考量。我们必须明白，开放环境与封闭环境下的能源战略是完全不同的。
减少碳排放始终是最大的挑战，传统煤化工、现代煤化工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而能源向低碳转型势不可逆，任何高碳的解决方案至多是过渡性选择。煤化工“十二五”规划历经数年未能发布，足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各方利益的博弈利弊权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能源转型的高度复杂性。
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煤改气”的条件，也没有欧洲靠可再生能源的技术与社会基础。目前的态势是，不但煤电下不来，现代煤化工还要大干快上。业内一位要员曾讲，“这两年国内煤化工项目隐隐有一哄而上的趋势”。环保部有官员直言不讳地说，检查过的西北大型煤化工项目，尚无一例达到设计要求的环保标准。这些不仅是资源禀赋的约束问题。超过世界排放总量30%的第一排放大国，而且排放增量高达全球排放增量的75%。这种状况不改变，首先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国际社会也不会听之任之。即使从经济上看，如果把二氧化碳排放处理或“碳税”纳入内部成本计算，将没有任何一个现代煤化工项目是“有竞争力”的。
在经济增长、资源约束和减排低碳的多重压力之下，中国能源转型可能并不存在一个靠自发增长就能解决问题的时间与空间。就像国家发展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似乎也存在一个“能源转型陷阱”：经济增长越依赖本土廉价的煤炭资源，延期支付的外部成本就越高；外部成本积累越高，就越离不开高污染的廉价能源，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最终必然导致环境的崩溃，而环境崩溃不仅使经济崩溃，还将带来社会崩溃。
不主动改革，必将导致被动的能源革命。能源革命从来都是重大社会变革的一部分，政治家必须履行其领导责任。撒切尔夫人当首相时力排众议，启动关闭英国50家最大煤矿的行动，使英国成为欧洲能源转型的先行者。直到30多年后她去世，仍有不少失业煤矿工人家庭恨她。但历史地看，她加速了英国的能源转型，提高了国家运行的效率。能源行业本身不能自拔头发离开地面，只有政治家的智慧、勇气和担当，才能组织和领导中国必需的能源革命。■
